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骆驼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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